从“都市”到“山林”，对于李孝萱来说。不止是一种逃逸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。在“都市系列”之外选择山林逸士似是对传统文人画的回溯，但其一如既往贯之的人文关怀和文化的批判性则并未泯灭。只是显得更蕴藉更内敛更深藏其间。从都市到山林，与其说是一个画家对现在的回避。毋宁说是中国文人一种深层的孤傲与苦闷的象征。

　　中国文人的命运从来多舛因厄，要做一个很有独立思想的人，无疑会遭到现实的抛弃，甚至能招杀。而沉默无为，其结果又无疑慢性自杀。要不然你就去倡优，像东方朔，像石涛那样，三呼万岁，惟恐投不上怀抱。要不然就是逃遁山林。逃逸无疑逃亡。这是中国文人无奈的必然选择。他们把对现实的关注，转换对自然，对山水的亲和，自然“澄怀观道”以抚慰失落的心灵，从自然的瞬息幻化感喟人生无常之苦以及对生命意识的深切关怀。李孝萱笔下的山林逸士或许正体现着这种无常无奈的精神状态。对于当下艺术家来说，传统文化的魅力可能是一个神奇的沼泽地。一不小心便会不能自拔。李孝萱的“救命草”则是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深刻体悟，及其恣肆的自由心态和孤傲笔墨意趣。

　　在这种文化的背后，李孝萱的作品能打动我的依然是传统笔墨的魅力。他强调书写性，独特的遒美与朴拙，木讷的单纯与自在的表达方式力避时下的单薄与制作。虽无八大的纯净与空灵，而颇能手实，让我们无法回避地走进他所营造的高古境界。所谓高古，无疑是对浮躁的一种平衡。那些高士的苦闷何况不是今人的苦闷？！李孝萱的笔墨也是平静的，轻松的，开放的，甚至幽默而诙谐的，让我们想到来自民间艺术的夸张与奇谲，北方石雕，木雕的大朴与拙厚蕴含其间。对于一个智慧的画家来说，传统不止是宋元明清的文人绘画，汉魏六朝的石刻古陶，三代的钟鼎彝器，都是艺术的母体。李孝萱的绘画可能并不与古代那些文人绘画亲近，却又无法挥去这一大背景的影响，这显然不是一种堕落，恰恰体现他作品的厚实与内在。

　　而对山林逸士的观照，又可能将会对李孝萱再次回到“都市”提供新的视角，从山林到都市，又从都市到山林，往返之间，李孝萱又将为我们展示怎样的图象呢？